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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分八号:遥感领域的一次颠覆

时间:2015年07月02日 信息来源:中国航天报 点击: 【字体:

临发射前40分钟,“怀抱”长四乙火箭的塔架正缓缓打开,空调切断。阳光普照,箭体开始升温。

火箭的整流罩里,是今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要发射的首颗自研卫星——高分八号。这也是今年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迎来的第一次宇航发射、长四火箭的第一次亮相。


任何可能影响发射的小事,都会被加倍放大,谨慎处理。因为担心可能出现的雷暴天气,火箭加注工作提前一天进行。夏季不仅防雷防雨,还防虫——火箭舱门和窗口上都封上了医用纱布。

卫星“娇贵”,对温度要求较高。在火箭第三次总检查时,火箭总指挥樊宏湍、总设计师汪轶俊带着一批设计师爬上塔架,待了两个小时,记录太阳照射火箭整流罩的时间、照射面积等参数,然后,通过模拟仿真计算,将空调温度确定为最合适的18℃。

“初始温度不能太低。考虑到日照因素,又不能太高。”汪轶俊说。38岁的他今年4月份由副总设计师“转正”,之前的总设计师樊宏湍成为总指挥,原总指挥翁伟梁退居二线,任技术顾问。

高分八号是去年升空的遥感二十六号的姊妹星,二者出自同一支研制队伍。在卫星发射试验队工作不到四年的试验队员李贞,已是第三次来到这里。她清晰地记得抵达日期是5月20日。

“那一天,很多人沉浸在浪漫的表白中,而我们整装待发。遥感二十六号已经上天,现在轮到高分八号了。”

遥感领域的一次颠覆
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李劲东回忆,两颗卫星的研制历经三年时间,一千多个日夜的陪伴。两星并行研制、交叉测试,这是一种颠覆,之前遥感领域没这么干过。

在北京的研制期间,卫星研制人员有过连续工作30余小时、一个月加班近200小时的经历。担负测试工作的樊晶晶戏言:“要成为一个好的‘测试人’,首先得变成一个‘疯子’。时间久了,干测试的人会患上‘强迫症’。”

这些人见过北京航天城凌晨三四点的风景;有人关在偌大的电测间里,守着一台台冰冷的设备,通宵达旦地写完几百页的细则;因为搬运又粗又长的电缆和动辄几十公斤重的设备,一些试验队员身上留伤,甚至腰肌劳损。

“80后”田景峰是这些人中较为知名的一个。作为五院总体部最年轻的总体主任设计师(任命时只有29岁),他崇拜麦克斯韦和甘地,认为勤能遍扫天下事,酷爱跑步,在发射场曾一次跑了21圈。工作中,同事称其为“横跨机电专业、打鸡血连轴转的‘疯子’”。

卫星试验队还有一个别名:鸿雁。名字是副总指挥杨克非取的。63岁的杨克非对所有技术流程了然于心。《鸿雁》是他喜欢的一首歌,时隔半年,这支队伍又迎来“鸿雁高飞”的时刻。

由于调度到位,卫星发射试验队在发射场基本没加过班,也没有发现质量问题。李劲东成竹在胸,平常爱给设计师出题,“想让年轻人对遥感专业领域有更深的了解”。

试验队还组织了两场6个专题的学术交流活动,内容涉及卫星控制、总装、测试技术及发展,主讲人大部分都是年轻设计师,这让队员对卫星各分系统均有所了解。

长四火箭:保持生命力 充当“试验田”
住在另一栋楼里的汪轶俊,则面临“转正”后的第一次大考。他袒露内心:“以前还有一些依赖感,毕竟是他们(翁伟梁、樊宏湍)拍板,现在压力大多了。”

压力还源于这次火箭队伍有了一些“新变化”——发射场工作时间由24天减至20天、岗位人员由97人减至86人、10人涉及岗位调整。

这是因为八院实施科研生产模式转型,要求精简人员、提高效率,推动产品化工作。此外,型号项目办被调整到总体部,院部职能、总体所职能以及各专业厂所职能界面以及接口关系,需要重新适应。

樊宏湍希望长四队伍争做八院改革发展排头兵,“作为转型后的首发宇航任务,我们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型号参考,避免走弯路。”

在发射场,他们优化、合并测试流程,适当调整增加并行工作,确保时间减少测试强度不变;通过梳理编制岗位作业指导书和流程优化再造,确保人员减少工作质量不变;通过加强沟通和学习,实现了岗位变化多但工作不乱。

汪轶俊身上带着科技工作者的普遍特征:文质彬彬,少言寡语。在他看来,长四火箭资历渐老,但不能落伍。火箭系统每隔两年就会梳理出一份技术发展提纲,这可以让设计师们获得更多锻炼,保持火箭的生命力。

集团公司研制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呼之欲出,“长四火箭不断进行技术改进,为卫星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同时,也可以帮助新型火箭做一些先行实践,充当‘试验田’。”汪轶俊说。

任务期间,试验队员在发射场度过了端午节和父亲节。早已习惯出差的张众,这次感觉日子过得特别慢。“真有点想家,想女儿了……”半年前,张众初为人父。

现在,他可以开心地回上海抱女儿了。因为6月26日火箭发射成功,高分八号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。( 谢诚灵 潘越荣/摄)


(作者:陈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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